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——二〇二五年，中国经济这么干⑨
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关键窗口期
当中国经济迈入二〇二五年，高质量发展已经从宏观愿景转化为具体年度任务，而其中最具温度、也最能检验发展成色的，正是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”。在增速换挡、结构调整、风险化解交织的当下，谁能更好回应就业、收入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现实关切，谁就能为经济发展夯实最深厚的社会基础。二〇二五年，中国经济怎么干的一个核心答案，就是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前提下，把更多资源、更多制度创新、更多政策红利，精准导向千家万户的“生活质量提升工程”，让民生改善成为稳预期、强信心、促消费、扩内需的关键支点。
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
民生之本在于就业，二〇二五年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首要是稳住就业基本盘。面对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、新产业形态带来的职业变迁，传统的“岗位增加”已难以完全对冲“技能错位”和“区域差异”。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 就业质量、职业匹配度和长期发展空间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、减税降费、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稳住吸纳就业的“蓄水池”；围绕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、银发经济等新赛道，鼓励发展灵活但有保障的新就业形态；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，让劳动者从“找到一份工作”转向“找到一份可持续的好工作”。地方可以根据产业优势设立“订单式培养+岗位直通”项目，例如长三角部分城市推动高校与先进制造业园区深度对接，在课程安排、实训内容和岗位需求之间形成闭环，显著降低毕业生求职的试错成本。
以收入分配改革增强获得感
在二〇二五年的经济布局中，提高居民收入、优化分配结构，是撬动内需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杠杆。当前，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多重叠加，要真正“把蛋糕做大又分好”，必须在初次分配、再分配与三次分配上协同发力。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推动更多一线劳动者分享企业效益；在再分配环节，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，特别是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，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；鼓励公益慈善和社会捐赠等第三次分配更有序、更透明地参与民生领域。实践中，一些资源型城市在推进产业转型时，将国有资本收益的一部分定向注入公共服务和困难群体帮扶基金，在稳定财政的前提下，有效缓冲了转型期的民生压力，体现了收入分配改革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。
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
更有质量的民生保障，不止于“有没有”，更在于“好不好”“均不均”。二〇二五年，围绕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托幼等重点领域，必须继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让改革的红利穿透“平均数”直抵薄弱环节。在教育上，要在巩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成果基础上，更多关注县域普通高中、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的扩容与提质，防止新的“教育鸿沟”在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固化；在医疗体系方面，关键是打通基层“最后一公里”，通过医联体、远程医疗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形式，把优质资源更有效地下沉，让常见病、慢性病尽量在县域内得到解决。养老方面，二〇二五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加速显性的阶段，既要织密基础性养老保险保障网，又要布局更多兼具照护功能和精神慰藉的社区服务设施，探索“医养结合”“家门口养老”等面向普通家庭的务实路径，而非单一依靠机构养老。
以新型城镇化推动民生要素合理流动
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离不开空间布局的优化和人口流动的顺畅。新型城镇化的本质，是让更多人“在城市过上有尊严、有保障、有归属的生活”，而不是简单的“进城计数”。二〇二五年的推进重点，是围绕人的城镇化深化制度改革：一方面，稳步放宽并优化城市落户政策，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市辖区落户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；要推动公共资源随人而走，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资金分配机制要更多依据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。实践中，多地探索“积分落户”“居住证+公共服务包”等制度，既兼顾了城市承载力，又给长期在城务工的群体提供了清晰可期的路径，有助于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、公共服务更趋均衡的新格局，也为扩大城市消费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。
把住房问题真正纳入民生保障体系
住房事关家庭安全感和消费信心，是二〇二五年中国经济工作中绕不开的民生课题。从“有房住”到“住得好、住得安稳”，需要更加完善的住房制度支撑。一方面，要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坚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不动摇，但在具体政策上更加注重合理改善性需求的释放，通过差异化信贷、公积金支持和购房补贴等方式，促进刚需和改善需求在可负担范围内得到满足；必须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，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，缓解新市民、青年人租住压力。从某些热点城市实践看，通过以集体建设用地和存量商业办公楼改建为长租住房，辅以租金监管和税费优惠，既提高了土地和房屋的利用效率，也让“可负担、可预期、可长期居住”成为城市青年新的生活选项，对稳定人才、激活消费具有现实意义。
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民生服务效能
要在二〇二五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保障，离不开 数字中国建设 的放大效应。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公共服务流程，不仅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也能使政策更加精准地抵达目标群体。当前，多数地区已经实现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，下一步的关键是在“好办、快办”基础上，走向“智能办、协同办、暖心办”。例如，在社会救助领域，一些城市打通民政、人社、医疗、住房、公积金等数据资源，建立困难群体动态识别和主动发现机制，让“人找政策”转为“政策找人”；在医疗和养老方面，通过健康档案、电子病历和可穿戴设备的数据融合，为慢性病患者和高龄老人提供更具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。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线下窗口搬到线上，而是通过流程重构，让民生政策 更透明、可追踪、可评价，从而倒逼公共部门提升治理能力。
以风险防控守住民生底线
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不仅要做“加法”，也要守住风险“底线”。在经济转型期，各类风险交织叠加，任何局部的失稳都可能传导至就业、金融与社会预期。二〇二五年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民生工作相互嵌套：一方面，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、房地产领域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，避免“紧缩式调整”挤压民生支出空间；要通过增强财政可持续性、完善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障制度，为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冲击预留缓冲垫。例如，有的地区在推进国企改革和机构精简时，同步设立再就业专项基金和职业转换指导平台，对受影响职工给予过渡性收入支持和系统化培训，努力做到改革“先安民心、再调结构”。这种把风险化解与民生兜底相结合的思路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稳住社会预期的关键。
让民生改善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
从更长远的视角看，二〇二五年的民生布局不是一次性的“福利扩张”，而是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内在组成部分。保障和改善民生本身就是发展，更是扩大内需、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。一旦就业更加稳定、收入更有保障、公共服务更可及、基本生活预期更乐观，居民的消费倾向自然会提升，长期压抑的教育、文化、健康、康养等服务性需求将持续释放，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坚实的内需支撑。同样，围绕民生需求发展数字医疗、智慧养老、绿色出行、公共文化和体育产业，也将催生一批面向未来的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职业，形成“以民生促消费 以消费促产业 以产业促就业 以就业再促民生”的良性循环。二〇二五年的中国经济，只要抓住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关键窗口，在制度设计、政策执行和技术应用上形成合力，完全有条件在复杂环境中稳住大盘、行稳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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